本文採用對校園勞動者進行深度訪談的方式，試圖描繪出台灣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校園勞動者的面貌與輪廓，並進一步討論一個工運領域的重要命題：勞動權益與工作權之間曖昧的拉扯。
編輯提醒：此為校園與勞動專欄，由民主黑潮智庫論壇商請具在勞動議題中研究、經歷的作者進行討論與發表，藉由相關場域的人生經驗作為分享。
一、商品化的開端
所謂新自由主義，是1970年代雷根與柴契爾所提倡的一套強調自由放任、積極對生產要素去管制的政策邏輯，透過各種機制與國際組織的推動，成為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主要政治觀點。而此種經濟思維影響了全球的經濟生產模式，並促成了新興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信念就是「地球是平的」，對商品貿易與生產要素－－包括金融投資（資本與貨幣）、房地產（包括土地與自然環境）與勞動力（例如移民）－－等的政府租稅、國家直接經營與間接管制越少，市場機制給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福利就越大（林宗弘等，2011:7）。
在台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表現為彈性工時、勞動成本被壓低與生產要素流動性的增加－包括資本流動日益自由、外籍移工數量增加等－，從近年來的關廠潮以及約聘雇的氾濫便得一窺究竟。此外，本文所關注的校園勞動，也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
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高等教育因而商品化，學校效仿企業運作，為圖降低成本及提昇效率而採取削減人事成本、以量化產出為主軸的教學評鑑等辦法，使校園中的受雇者面臨比以往更加嚴苛的勞動條件，諸如約聘雇人員驟增、教師面臨員額緊縮的壓力，校園中的正職受雇者逐漸趨向非典型的、零碎化的勞動的工作型態。此外，教育部在2001年教育檢討與改進會議中提出「增進大學人員聘任、升等、待遇、上學合作等人事制度之彈性」，允許各校訂定「大學教師獎勵及誘因措施」，造成當前大學教授薪資差異。
法國思想家阿爾圖舍（Louis Pierre Althusser）在《意識型態與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中將學校描述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即國家透過教育系統促進、維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傳播與意識型態灌輸。我認為在這個意義下，大學內的教授和研究助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體系中的勞動者，既然如此，其勞動的價值與勞動成果由集體社會所共享，勞動權益當受到國家社會的絕對保障。大學教師受雇於資本主義國家體系，從而享有勞動權。同理，大學研究助理及工讀生同樣受雇於資本主義國家體系，具有勞動的事實，但其勞僱身份卻不被政府單位所承認。
近年來我們可以看到校園中除了充斥著勞動者－－無論是教職員、行政人員或學生勞
動者－－普遍低薪的現象，關於學生勞動者的身份認定爭議也同樣屢見不鮮，這正是
本文欲處理的議題。
二、學生勞動者
回到東海大學的校園中，我透過面訪學生勞動者來捕捉、描繪他們的工作經驗與樣貌。我接觸到的四位學生勞動者多因為家中經濟狀況並不優渥，因而需要工讀以滿足日常的生活需求，其中也包括一位在教務處的工讀生阿司，家中年收入不滿七十萬的阿偉與小路，而小路是新移民之子；另一位阿咪則是在保險公司擔任副理的父親在五年前無故被退休，被公司要求從事基層業務的工作。
阿司是從15年暑假開始於教務處當工讀生，因為需要生活費，透過認識的學姊介紹才得到目前的工作。在訪談過程中，談及學校在工讀生的薪資的拖欠情況：
我只在乎我每個月至少有拿到薪水，可是我的薪水是從一些計畫做支出，所以可能一開學計畫來沒通過我就不能拿薪水，那如果拖到最後不想開計劃給老師，那我是不是就拿不到薪水？每個月發錢的時間也都很不準確……有拖延的話就是這學期而已，其他時間就是很慢，每個月都快月底才來，但積欠的話是這學期三月，因為計畫還沒通過不能發給我，三月和四月就合併到五月才拿的到。
阿偉家中則是一家四口仰賴父親一個月三萬元的薪水，兩兄弟皆背負學貸，只能勉強收支平衡，家裡原本提供一個月三千元的生活費，然阿偉為減輕家中的經濟壓力，選擇半工半讀自給生活所需，於是從大一開始就在學校工作，業務包括打掃廁所、監督掃廁所的組員等，目前的工作每月可賺取約五千元；然而近來因學生勞動者的身分認定議題在東海大學校園內逐漸白熱化，阿偉以及其所服務的單位也受到直接的影響：
以學校來說，甚至是董事會的層次來看的話，如果都納保的話，它需要多一大筆投保的成本，以老師們來說，以他們的說詞，上面的不會想要多花這個錢，他們覺得與其花這個錢，不如外包，來的更有效益。那，因為這個是跟我們說的，a處室[1]說，如果今天都選擇「勞雇型」的話，你可能會失去這個工作。所以會讓大家想要走「學習型」的話是因為這個原因。到底會不會這樣，其實也沒有人知道，學校他們說的，也不是真的就他們說的算。也並非真的選了「勞雇型」就因此失去了工作。
[…]
上面的人蠻強迫性的，就比方說，我們上學期他說已經規劃好一大部分…，你要就簽學習型，要嘛就失去一份工作，就覺得說，好那我就繼續工作，不過就額外上個課。我蠻不鼓勵這樣的方式，總是被動的接收一些東西，那發現有問題要去發聲，卻不曉得怎麼發聲。我是頗有微詞。
作者註記[1]：為保護當事人，下文中受訪者皆以化名呈現，相關單位也匿名為「a處室」
阿偉不單單對於校方在學生勞動者的身分認定議題上的做法感到不滿；然而，目前的東海大學工會似乎也讓他產生諸多疑問：
我覺得有些奇怪的地方是，外面有些產業的工會是，這群工人們自己覺得權益受損於是起身組工會，可是學生工會好像不是這樣，就像是你們覺得有不合理，但大部分不一定是工讀生，那你們要讓工讀生知道你們在爭取什麼，而且認同你們的理念，而一起去參加活動。
[…]
我知道工會和學校其他單位好比學生會，都為了納保議題作了許多努力。我想知道，你們會聽聽學校其他工讀生的意見嗎？可能除了跟學校上面爭取資源做些協商之外，也要知道事實上工讀生的想法吧？
並非只有阿偉在工作時碰到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問題，和阿偉互為同事的小路也同樣感到困惑。小路家中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六十三歲的父親每個月四萬元的收入，以及母親每個月兩萬元左右的工資，即使是家中的獨子，小路仍必須背負學貸，因而從大學二年級開始於校內工作，因大學四年級後於學校的工作升遷，目前這份工作已經能讓他每個月賺取近一萬元，其中包含生活助學金。然而儘管目前的工作已經能供應小路的生活所需，他仍然必須擔心學生的工作權受到影響：
我們也不知道甚麼才是對的，也是上面說甚麼就做甚麼，我就是不希望砍人又要花到上課時間，所以我很支持a處室[1]說甚麼就做甚麼，就是希望不用被砍人也不用上課要掃地，雖然說我也不知道誰是對的，他講一講都覺得工會為什麼要害我們，明明是幫我們謀福利，結果搞到人數被砍還要排班，之前在吵這件事a處室就有找部分工讀生[1]去開會，我聽說以後都要走生活助學金的方式，a處室的生活助學金好像變很多，把工讀生[1]都編進去這樣就不會被攻擊。
訪談中，我們不難看到學生勞動者在勞動權益與工作權之間的游移與尷尬，物質條件的限制與勞資權力的不對等更使得勞動者在相關議題上幾乎噤聲。然而，其對於工會的動向也同樣一無所知、甚至因而對於工會行事的正當性懷抱疑問，又進一步限制了勞動者在勞權議題上可能採取的行動。同時，學生勞動者也在訪談過程中描繪了工讀生的勞動場域的現狀：各處室的工讀生多為內定、工資拖欠、已經升遷的工讀生無故被降級、以及相關單位透過其權力的施展與情感的操作以至於勞動者的分化甚至因憂懼同事的眼光與工作權的被剝奪而在議題上保持沉默。
三、結論
我想回到文章一開始提到的老議題：勞動者在嘗試爭取更完整的勞動權益的同時，往往必須面對失去工作權的威脅，並提出一個問題：勞動者賦權可能性？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各種工會遭到嚴重打擊，再加上我們的教育體制從來都是將勞動化約為個人的逐夢、個人的成長、個人的成就，因此勞動者的連帶被斬斷，成為彼此競爭的原子化個人，我認為這也體現在校園中：校園用「勞動是學習」論述來分化校園勞動者，用高教經費被限縮的事實為藉口，縮減人事支出、壓低勞動條件，再回過頭來製造「勞勞對立」，將校園勞動者逼到在勞動權與工作權擇一的困境。
我們難道可以指責學生勞動者被「虛假意識」挾持嗎？受訪者所遭遇的難道不是真實存在的困境嗎？面對這樣的狀況，工會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訪談的尾聲，我分別詢問了三位受訪者對於工會的期待，其中多為「聽聽工讀生的聲音，以工讀生的利益為考量」、「作為學生（勞動者）與學校之間的橋樑」、「代替工讀生向學校爭取權益、表達意見」，這除了反映出勞動者與工會之間的脫節，更展現了勞動者能動性的缺乏，因而需要「由工會代表反映」。而多數受訪者，對於相關議題幾乎不熟悉，某種程度上也並不認為自己是在「爭取權益」時的主體。
工會做為一個普遍被認識為「為勞工謀權益」的組織，在勞動者的培力上是否有其著力點，在學生勞動者因工作場域與時間的破碎化而失去連結的同時，校園工會有無可能重新建立勞動者之間的連帶？回到我在校園工會的觀察與經驗，為勞動者賦權可能是一個能夠真正親近校園勞動者、看到他們的面目、理解他們的困境，甚至於與他們一起建立連帶的路徑。如此才有可能修補原子化的現代社會下勞動者孤苦無依且彼此缺乏信任基礎的現狀，進一步形成集體意識以挑戰校方的政策，甚至是新自由主義下的高教商品化邏輯。
註：東海大學於2016年1月的「總分帳各科目彙總表」，累積餘絀高達二十八億，相關單位卻聲稱因該單位經費不足，若是將當前的工讀生全數納入勞保，則在相關支出上必須多出一千多萬，因而工讀名額必須減半，無法保障學生的工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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