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由於工會的主要幹部組成仍以研究生、大學生為主。因此在各種勞動利益、看待工作的視角、乃至於信任程度都與職員有著距離，在初期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兼任助理納保的議題。
編輯提醒：此為校園與勞動專欄，由民主黑潮智庫論壇商請相關時事觀察之作者進行討論與發表，藉由相關場域的組織經驗作為分享。
將學生受雇者認定為勞雇關係雖然保障了其勞動權益，但在東海落後的行政系統當中，這些成本往往轉嫁到負責的職員身上。尤其這些成本往往是各校不一，同時也不容易被看見的（如同一例一休的對排班系統不完善的公司衝擊更大），當時東海除了隸屬於勞作教育處下的學生受雇者，其餘幾乎沒有電子化的統計數據，而這些都必須由職員另外制作相關資料。
而由於職員以全職為主，往往也不會認為以兼職工作為主的學生受雇者與他們的利益類似（事實上，議題也的確不太相同）。欠缺其它同事、前輩的背書與宣傳，也會讓他們在風險考量上更傾向採取觀望的立場。只有極少數職員願意溝通、合作與討論戰術，但多半支持工會的職員仍然採取「謝謝你們幫我爭取，加油」的委託心態，而非將工會視作團結平台。
另外，主要幹部們多半在生活中欠缺與職員們的私下互動，加上年齡的差異以及活動時間的不同（學生幹部大多在晚上開會，而職員通常晚上必須回家），也使得互動與取得信任的過程較為困難。
這些困難在其它的工會組織當中也會存在，但由於職員平常的角色身分以及社會經驗多半在學生之上，取得信任基礎一同工作的門檻也就更加困難（召開時間較長的幹訓或工作坊往往不願參加），而為了贏得其對工會幹部的信任而試著提升自身專業並爭取職員勞權，則又容易反過頭構築「委託」模式。
學生幹部的生涯規劃與會務不穩定
而不同的工作經驗與場域，使得在工會壯大、納入絕大多數校內受雇者之前，更需要經驗充足的幹部以累積專業能力與職員的信任基礎。但尷尬的是東海工會作為私校企業工會，高昂的學費以及私立大學相對弱勢的學歷，造成有能力的幹部往往不願意將待在東海念碩士班或博士班作為生涯規劃。
就算幹部有志於持續投入勞工運動與青年勞權，在中部的相關資源與可能的盟友也遠不及北部。這些原因都使得幹部在工會當中獲得的訓練很難有機地與自身的未來規劃連結起來。
這種流動性高、不穩定的幹部組成模式，對工會的運作是很大的威脅。即便可以持續運作下去，也容易逐漸社團化，成為一小群任務型、以承接議題與個案為主的小型勞權組織，而難以真正打入職員並含括進多數受雇者，並擴張自身的會員基礎；而會員基礎不足幹部又不穩定的狀況，又反過頭來可能使得社團化更加劇烈。
透過會費聘請兼任會務人員可能是讓會務穩定化的方向，但目前工會仍然沒有足夠的財務基礎實行。且兼任會務人員多半也僅能由學生幹部擔任，在根源上仍然無法擺脫上述的生涯規劃問題。
發掘學生身分優勢與社區化工運
東海大學在工會成立前已經組成「勞資會議」，目前為第一屆。在勞資會議下次改選之前（屆時應由工會辦理選舉），是除了工會以外東海大學資方與勞方協商的另一個管道，經過協商後工會在其中亦有正式代表出席。
由於勞資會議組成時尚無兼任助理納保議題，因此勞方代表都是由職員擔任，這也成為工會目前與職員聯合的重要管道。工會幹部離職員的主要工作場所較遠，相對的在面對資方時也較少顧忌，如若配合得當，工會與勞方代表可以在其中透過不同的優勢對資方協商出更有利的條件，如2017年5月工會即聯合勞方代表阻止校方試圖將工作規則改劣，就是一例成功的嘗試。
除此之外，工會幹部的學生身分在打入職員雖然是劣勢，但是在面對一般學生的勞權困擾時，反而成為能夠深度理解其處境的優勢。同時，由於學生在校園打工人數有限（東海的學生受雇者極多，但仍然約每20-30個學生才有一位在校內打工），工會不可避免的必須將經營與組織範圍擴展到東海週邊區域，才能夠更貼近學生的勞動處境。因此，在一般企業工會中常出現的「自掃門前雪」問題，學生幹部發起的工會反而更有打破邊界的需求與潛力。
其中一次重要的嘗試便是2016年底工會進行「東海週邊勞動條件地圖 」調查，調查了多達95間校園週邊打工地點，包含基本薪資、勞工保險、加班費、扣薪罰則等多個項目，並在校園舉辦展覽 ，獲得許多迴響，並招募了新幹部與打響自身知名度，有更多會員願意加入與諮詢。
校園工會的展望與意義
更多會員的加入對工會而言，意義不僅僅在於會員人數與會費的增加。在校園工會進行宣傳的時候，我們遇到的問題往往不是「願不願意加入工會」，而是一般同學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工會」。這樣的問題並不僅在校園出現，而是與台灣長久以來的勞資權力不對等息息相關。
大學的特殊之處在於，「學生流動性高」同時意味著他們即將快速進入勞動力市場。但各大學往往喜歡辦大量的職涯講座與活動，卻很少告訴我們在進入職涯之前得先知道什麼知識，才有辦法保護自己。因此，校園工會重要意義，便是在這個重要的階段，推廣勞權知識，提高勞權觀念。
而隨著有勞權觀念的畢業生越來越多，我們期待能夠讓台灣社會的有更多具備勞權觀念的受雇者，讓台灣能夠組織起更多、更好的工會，也讓校園工會的模式可以繼續推廣到其他校園。事實上，新的工會也的確逐漸在各校園成立（如2017年成立的國立交通大學工會），我們會開始有更多的夥伴、更多的經驗面對各種組織困境。
畢竟，大老闆都知道找新鮮的肝要來大學找了。那為什麼團結不從大學就開始呢？
